想读陈丹青先生的《退步集》，最初倒不是由于陈老师的名声有多响亮，而是这书名吸引了我：如此坦率，一种云卷云舒看天下的姿态。陈老师的文辞是飞扬跋扈的，插科打诨嬉笑怒骂，很是率性，又不缺圆滑，一如文艺界里的李敖。
初读这样的文字很是享受，因为说得痛快。可那些所谓“文化领域”的琐碎事，让人越读越觉得一颗心往下沉。自己当然不是个搞艺术的，所学专业倒是与文化沾点边，却也自知自己目前那点修养挂不起这个大名号，至多可以算个关注者、“伪”文艺爱好者（说“伪”是因为见识浅薄，未曾深入。）而仅仅是这样身份居于二线的我，读到一些现状，还是不免性凉，不免恼怒，不免发些牢骚。然而也只能发发牢骚罢了。

有些事情，先前不是没看到过，不是没注意过，不是没反思过，然而个性中不免带着些思考的惰性，不愿劳烦自己深思，于是当一切由一个“业内人士”如此集中地一一罗列，白纸黑字在那里放着，便是有些触目惊心，直辣辣直指心脏，猛地一刺，倒也清醒。

尼禄啊，尼禄！

关于中国现在所谓的城市建设，我想我完全同意陈丹青先生的话，那实在只能成为破坏。

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就不得不谈谈上海，至今记得高中的美国外教老师对我们说过的话，他说他去过那么多地方，从来没有哪个城市像上海一样始终处于under construction的状态，到处拆了建、建了拆，没有那一天整个城市都处于不施工状态。那位美国老师当时瞪大了眼睛表情夸张地讲这番话，我当他是在赞美，心里颇有点小自豪。
如今想想却有些汗颜了，怎么说，发展是好事，建设当然要，现在正是发展建设的风头浪尖，哪能不乘着风痛痛快快勇往直前呢？发展商兴许正眯眼笑看风起云涌，摸着钱袋语重心长来一句：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呐。

机会？什么机会？当然是发财的好机会，经济是基础，有了经济才能有上层建筑，我想他们恨不得一把火把这城市推翻了重建，一如当年罗马之尼禄。他们现在所做的，可能甚至不如一把大火来的痛快，他们对城市的破坏似乎更像是凌迟，特点是无组织无纪律，规划都是割裂的、分离的，彼此独立，整体紊乱。石库门？拆的拆，改的改，没剩多少残渣可以瞻仰。外滩？本来可以是很有艺术气息的一个地方，偏偏又太多卖羊肉串和玩具小狗的商贩搅人兴致……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重要的不是多一个纽约，而是少一个上海。

按照陈丹青先生的意思，上海已经算是城市建设中比较“聪明”的一个了，我无法想象其他城市变成了什么样子，没去过也不敢乱说。只是听说西安近两年新建了大唐芙蓉园，完全仿古建筑。从网上看了下图片，一股咄咄逼人的油漆味从画面里扑面而来。看来失落的不仅仅是上海这个临海的城市，有些浮躁情绪早已深入腹地。

然而对于文化上的谋杀犯，没有人拍案定罪。

洞穴中的人

柏拉图有个经典的洞穴喻，大意是：

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有微弱的阳光从通道里照进来。从小在洞穴中囚徒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只能朝前看着洞穴后壁。在他们背后的上方，远远燃烧着一个火炬，后面，向着火光的地方，又有些别的人手中拿着各色各样的假人或假兽，把它们高举过墙，让他们做出动作，于是，这些囚徒一生只能看见投射在他们面前的墙壁上的影像而把这些影像当作真实的东西。

我想把这引用过来形容目前国内文化圈的某些现象是再贴切不过了。陈丹青先生提到：中国没有像样的美术馆；大量国宝只能堆在故宫里无人管理无人保护；许多古典书画作品只能从国外的画册上看到，国内见不到甚至许多画家都没听说过；林林总总，又不免倒吸一口凉气，翻到那篇文章的末尾一看日期：2004年。

原来这说的不是几十年前。

学美术的人，看不到西方大师的原作，已然可叹，但也情有可原，但看不到中国大师的画册，那就有一点可悲可笑了吧。小时候看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夺走了多少多少名贵字画都会觉得愤慨，而如今得知，中国手头上的那么多国宝，都在故宫里堆在一起不见天日，便是连愤慨也愤慨不起来了。无奈。无力。说句偏激点的话，还不如被哪个国家夺了去，至少能在别人那里得到专业的保护，至少能被人看到。

如今的美术界如此红火，拍卖行的喊价越来越高，却至今没人顾一下不见天日的国宝们，没人搭理一下始终不成气候的美术馆，不是洞穴里的人是什么？没有“输入”，如何“输出”？

只看得到影子的当然绘不出色彩。

体制化和反体制化

对于不能彻底读懂的卡夫卡，我尚能看出他对“体制化”的隐喻与讽刺；写于1948年的《一九八四》则是对强权政治（体制化的极端化）的直白抨击；好莱坞70年代拍过一部《飞越疯人院》，又是一次对体制的无责任调侃，黑色幽默；直到21世纪，仍有《V字仇杀队》步《一九八四》的后尘，对其进行了浪漫主义的改造。

不知道有没人做过统计，陈丹青先生的这本书中出现最多的两个字是不是“行政”，也不知道别人读后的感觉如何，对我而言，这两个一再出现，很是扎眼。先生笑称中国艺术家有三宝“庞大稳固的官方结构，深入骨髓的行政思维，物件不摧的人际关系”。关键字：官方、行政、关系。
文化部、体育部、包括教育部，那其实该改名叫政治部；三联那位著名的贫嘴王小峰把广电总局称作“广电总急”，也很精妙。

“体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不是不好，只是当这体制的朝向错了，体制内的人纵使再由想法也拗不过来，而退出体制就成了边缘人，失掉了话语权就什么也不是了。有什么解决方法？我也不知道，我也是体制内的人，学校计算机正正经经给我编了个号，没了这个号，我就不是学校里的合法学生了，要是连身份证号都没了，甚至连我这个人都不存在了。

怎么办？怎么办？
发发牢骚，也只能牢骚。

PS：关于体制化，本来有很多话要写，很多想法在脑袋里徘徊，偏偏不能成文，写出来有些不着四六。
PPS：以上观点非常主观，难免有失偏颇，难免胡言乱语，难免罗嗦，难免偏激。

前两天听说Chris Brown是89年5月出生的，比我还小。然后想起，传说王勃写《滕王阁序》的时候才十四岁（也有说是十六的）。然后我觉得这些年自己白活了。慢慢悠悠就让时间全漫过去了，一无所成。

过去的日子过去了就过去了，只能懊恼，因为没有后悔；但想想以后的日子，似乎依旧无法掌控。我虽然不喜欢把未来的事都安排停当，那种稳妥反而让我很没有安全感，但更不喜欢任何事都out of my control，因为那样会让我觉得life is out of my business…

想做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要做什么。

这样是不是还不如什么都不想做吃喝拉撒睡生活也很圆满。

今年年初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又要长一岁了，想着竟然蹉跎了那么久，有必要好好思考怎样不再蹉跎。而思考的结果是又蹉跎了四个月。连叹口气都不知道该安放在哪里。

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又是一年高考时了。小时候写作文的时候总爱用“一转眼”“时光如梭”这样的字眼，其实那时不过小屁孩懂得什么呢，现在才知道这几个字实在残忍。

小时候是想快些长大的，因为想要摆脱一些东西，然后决定一些事情。小小年纪假装很有主见，如今事到临头了却有些怯懦，习惯性犹豫，然后退缩。其实一切都还没准备好。

像这样的境地，若是要后悔起来，该要追溯到多久以前？好在我从不后悔，少了些绵长的烦恼。时间本身已经给了我当头一棒，哪里还需要矫情的“后悔”来隔靴搔痒。毕竟后悔也是要耗时间的。

自知倔强，却有时不知道在抵抗什么。

就像常常对自己说：I shall conquer，可到了到了，却有些搞不清楚要打败些什么。命运吗？拜托，我打不过它的……

每当想不明白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不去想它。看上去很冷静，很理智，很淡定。而事实是，真的细想起来，我也会慌乱也会不知所措也会难受，所以我通常会选择不进入角色，自己坐在台上看别人演出，哭哭笑笑都变成别人的了，伤感似乎也就没多大必要了。我本来觉得这样挺好的。

然而有句话是: To exist is to be involved.

这样说来，我的蹉跎还真是够彻底的。

还好还好，我不屑后悔，不屑自怜自哀。

还好还好，我学会了自我调笑。

米兰·昆德拉有本书叫《玩笑》，现在早已忘了具体情节，倒是“玩笑”两个字眼常常在脑袋里跳来跳去。

要活得自在些，有些事情要当玩笑看。

"There was a moment... when I used to blame everything and everyone... for all the pain and suffering and vile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me, that I saw happen to my people. Used to blame everybody. Blamed white people, blamed society, blamed God. I didn't get no answers 'cause I was asking the wrong questions. You have to ask the right questions."
"Like what? "
"Has anything you've done made your life better?"

"So I guess this is where I tell you what I learned - my conclusion, right? Well, my conclusion is: Hate is baggage. Life's too short to be pissed off all the time. It's just not worth it. Derek says it's always good to end a paper with a quote. He says someone else has already said it best. So if you can't top it, steal from them and go out strong. So I picked a guy I thought you'd like. 'We are not enemies, but friends. We must not be enemies. Though passion may have strained, it must not break our bonds of affection. The mystic chords of memory will swell when again touched, as surely they will be, by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

“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发现，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 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举出一种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智危险的信仰，无须再说它有其他的好处，我马上就皈依它——这种好处比其他所有好处加起来， 都要大得多啊”

      王尔德说：“英国是个盛产伪君子的国度。”从他自身的经历来看，“伪君子”这三个字似乎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虽然王尔德力图展现给人一种放浪不羁的形象，说俏皮话、穿奇装华服，极尽奢华之能事，摆出一副反抗世俗规则藐视伦理道德的样子，似乎对“伪君子”是极不屑的，然而当他本人的丑闻被摆上公堂时，他却缩起手脚羞于承认，直到最终因证据确凿毫无推翻可能性，才做出疑似大义凛然的“认罪”之举，倒是更像一个他自己剧本中的小丑。 

王尔德他穿着华服，王尔德他内心藏着黑暗。他充满了对权力、金钱、名誉的欲念，对此他倒是从不试图遮掩。《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玩世不恭的亨利勋爵像是夸张了的、符号化的王尔德，而美貌的道连·葛雷，又似乎是他对自己的道德审判。 

以灵魂交换永恒的青春，看似荒诞可笑，但当灵魂的腐化在画像上变得如此直观，这个故事便有了直触人心的力度。似乎自从十九世纪中期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悄悄开放以降，二十世纪纷纷扰扰的现代主义将矛头对准了险恶的人性。一时间世界被染黑。人们发现文明的过程几乎就是人类邪恶的不断升级进化，其复杂程度已经不能用常规的语言来描述，于是有了表现主义，于是有了象征主义，于是有了虚无主义。人们用各种主义包装惶恐，掩饰绝望。而活跃在十九世纪末的王尔德，站在世纪末的尾巴上，在浪漫主义的华美包装纸下，似乎有一朵小小的恶之花含苞待放。 

当世界以不怎么友善的面目面对你的时候，利己主义似乎变得算不上一种“恶”。当人类有了语言，至纯心灵便不复存在。语言是连上帝都畏惧的罪恶，因而有了巴别塔的残骸。《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的葛雷，如此轻易地受到语言的蛊惑，如同邪恶的小种子埋在了最适宜的土壤上，一点点雨露便足以让它疯长。他亦是一朵含苞的恶之花。 

葛雷的画像是面镜子，照出他的灵魂，照出王尔德的灵魂，也照出世人的灵魂。在阅读这故事的时候，试问有多少人没有背脊发凉的感觉，有多少人没有悄悄问自己，如果换作是自己的灵魂摆到了画像上，那画像会变得有多丑陋？试问若是如此交易真的存在，有多少人会同意交易？又有多少人敢直视自己的灵魂？不同意如此交易的人，其中有没有一些根本就是害怕见到画像的丑态呢？有些人的灵魂甚至要先于肉体而死亡了。 

关于人性的丑恶，似乎不需要更多的佐证了，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抹不掉的证据。只是罪恶啊，那朵恶之花并不总是自生自灭，上帝也许会打盹犯糊涂，但逃不过的，是自己灵魂的咬噬。我依然相信，世上没有绝对的恶，也没有绝对的善，而善恶之间留下的余地，便足以带来自我审判的痛苦。如同王尔德不羁着又造作着度过了一生，也写下《道连·葛雷的画像》这样的故事作为自我审判，他给葛雷判了死刑，就等于给自己的罪恶带上了镣铐。 

世界也许并不如我们小时候想像的这没美好，也一定不如我们现在想像的那般丑恶。即使每个人的内心都埋了朵含苞的恶之花，它不开放的时候，仍然可以当作美丽的海棠来欣赏。 

人生当然不是单项选择题，然而有的时候，成佛成魔一念间。